自五四運動以來，胡適的表現都是謙謙君子。被人當眾挖苦唾罵，他也能笑臉以對，而此時終於失態罵了髒話。

    周赫煊終止了與陳光甫的對話，回頭問胡適：「適之兄，你還主和嗎？」

    胡適死盯着那些大屠殺照片，搖頭道：「抗戰猶有一線生機，求和必然萬劫不復。四萬萬國民，若是舉手投降，則悉數淪為待宰之羔羊。」

    「很好，你終於想通了。」周赫煊欣慰道。

    後世罵胡適的人很多，原因即為主和。然而主和者並非胡適一人，學術大牛陳寅恪和吳宓先生，他們在抗戰初期也是主和的。

    在學術界，這份主和名單可以排很長。比如北大校長蔣夢麟、北大法學院教授周炳琳，還有蔣廷黻、陳之邁等等等等，那是數也數不清。

    而國黨的高官群體當中，汪兆銘、孔祥熙、張群、居正、于右任、陳立夫、閻錫山、徐永昌、王寵惠、陳佈雷、魏道明，這些人要麼主和，要麼傾向於妥協。

    你敢相信？大名鼎鼎的陳寅恪先生，曾親口說過這種話：「抵抗必亡國，屈服乃上策」。

    這兩句出自吳宓先生的日記，是七七事變爆發後的第七天，兩人飯後散步閒聊時說的。陳寅恪認為，拱手讓出華北而求和，還能保住華南以偏安，將來或許可以漸漸恢復國土。若戰則全局覆沒，中國永亡矣。

    以至於常凱申在南京淪陷後，在日記當中感慨道:「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，高級將領皆多落魄望和，投機取巧者更甚……近日各方人士與重要同志，皆以為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，幾乎眾口一詞。」

    在軍令部長徐永昌看來，公開主和者其實有限，更多的是隱性求和者。因為公開主和會被罵漢奸，所以官職越大、全力越盛的人，往往口是心非，高呼抗戰而傾向妥協。

    甚至在徐永昌的眼中，擁有軍事實力的地方首腦，在劉湘病逝以後，只有共黨和桂系才是真正的主戰派，其餘皆心懷叵測。

    所以在抗戰之初，常凱申是非常孤立的，靠着乾綱獨斷才把中國拉上了抗日的戰車。

    正因如此，汪兆銘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，從938年冬開始走上公開求和的道路。他覺得自己能一呼百應，然而真正的實權人物卻不跟着他混，身邊追隨的儘是些政治失意者。

    當時的輿論風向是：戰敗可諒，言和有罪。

    對於汪兆銘的「艷電」，雖然有無數人破口大罵，但卻不乏同情和共鳴者。因為他們也是這樣想的，只是汪兆銘當了漢奸，而他們不敢當漢奸而已。

    即便到了939年夏天，這種軍政官僚整體趨向於妥協的情況都未改變，國黨中央黨務秘書王子壯在日記中寫道：「……憑心論之，目前能以支持大局，堅決不撓者，亦似只有彼（老蔣）一人。自余之文武大員，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諸口者，比比皆是，終以蔣先生之威望，不能不絕對服從，忍耐痛苦，堅持到底。汪先生之離變，正為一般有知識者之代表。」

    我們以前揭了常凱申許多黑底子，但實話實說，老蔣對抗戰的貢獻非常巨大，即便他各種微操作坑害隊友。他身邊的那些軍政大員，十有八九都想着趕快議和，老蔣通過獨裁手段生生壓了下來。

    這也是即便到了抗戰後期，還有很多熱血青年支持常凱申的原因，他們認為唯有英明領袖獨裁才能抵抗到底。

    可想而知，現在丟了廣州，武漢馬上也要棄守，中國疆土淪陷近半，那些軍政大員的士氣該有多低落。有人甚至認為，中國能夠堅持一年而不速亡，那是因為日本還沒有來真格的。

    陳寅恪就更悲觀了，直接在詩里來一句「南渡自應思往事，北歸斷恐待來生」。他把中國比作南宋和南明，認為抗戰勝利是不可能的，收復華北只能等到下輩子了。

    你自己悲觀倒也罷了，為什麼偏要寫成詩歌，讓這種負面情緒影響更多人？

    後世有本描寫文人南遷的書叫《南渡北歸》，書名便是引用於此，但未免有些不合適，文人們並非一個個都像陳寅恪那麼悲觀。

    倒是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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